TB体育官网近年来，政法机关、网信部门持续治理网络暴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要求加大网络暴力治理力度，直指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如何有效治理网络暴力，本刊推出系列报道，供参考。

　　互联网在拓宽沟通渠道、便捷生活的同时，也给部分群体提供了输出恶意的土壤。借助互联网，针对个人的网络暴力往往给受害者带来不可逆转的现实伤害。

　　治理网络暴力，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近年来，法检系统也持续发力，向社会释放“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信号。

　　不过，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当事人仍面临多重维权困境。有学者建议，降低网络暴力公诉门槛，必要时引入民事公益诉讼。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拥军曾表示，网络暴力往往伴随着侵权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有的通过侮辱诽谤、威胁恐吓等方式，输出语言暴力;有的利用人肉搜索等手段泄露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有的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对他人骚扰嘲讽，实施道德绑架。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有规制网络空间的民事、行政、刑事等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企业还是公民，均需承担相应义务。

　　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为网络言论树立边界，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

　　2022年年初，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起侮辱罪案引人关注。2018年8月，四川德阳的一名医生遭网络暴力后自杀，该案曾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2021年8月，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三名被告人被判处侮辱罪。二审对该案维持原判。

　　四川省高院评价该案时表示，被告人采取利用真实事件煽动网络暴力的方式，公然对他人进行侮辱，贬损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导致他人不堪网络暴力自杀死亡，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不良行为导向。本案以侮辱罪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明确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

　　记者查询发现，近年来，多地法院办理过涉及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警示人们在新兴社交媒体环境下守住法律底线。

　　按照刑法规定，侮辱罪、诽谤罪原则上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但在网络环境下，诽谤、侮辱行为的行为主体、危害后果、因果关联等认定存在一定障碍，被害人自诉困难。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及时启动公诉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发布以人格权刑事司法保护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其中郎某、何某诽谤案是为公众所熟悉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事件。

　　郎某被害人谷某取快递时的视频，与何某分别假扮快递员和谷某，捏造谷某结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发布到网络上。该视频和微信聊天记录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大量低俗、侮辱性评论，严重影响了谷某的正常工作、生活。

　　2020年8月7日，谷某向公安机关报案。10月26日，谷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刑事自诉。检察机关认为，郎某、何某的行为不仅侵害被害人的人格权，而且经网络迅速传播，已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但自诉人收集证据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难度很大。同年12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1年2月26日，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郎某、何某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点评该案时表示，检察机关准确把握网络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自诉转公诉的认定条件，坚持能动履职，推动案件从自诉转为适用公诉程序，予以立案侦查追诉犯罪，有效保护了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了网络空间秩序。

　　据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1年，检察机关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起诉3436人，同比上升51.3%。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建议降低公诉门槛。他表示，在不符合启动公诉程序条件的情况下，只要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可在网络暴力惩治中强化公诉形式。

　　陈堂发建议根据网络暴力的不同情况倡导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在他看来，网络暴力往往由多主体参与，各主体不法行为性质认定及证据固定比较困难，一律实行民事自诉不利于保障受害人权益。

　　“将网络暴力行为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上是可行的。”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卫国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立法中均有涉及公益诉讼的内容，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被纳入公益诉讼具有制度可行性。对于不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领域，则需甄别其是否损害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利益，比如有的攻击是通过私信表达的，有的攻击是公开表达的。

　　“典型的网络暴力行为侵害的不仅仅是人格尊严、名誉及直接受损的当事人，也是对网络生态文明的直接侵害，涉及公共表达秩序，具有显在的公益属性。” 陈堂发说。